今天一提李定国，略懂南明史的人，在脑中可能会浮现出这么一位顶天立地的岳飞式的大英雄“胡风南渡尽草偃，大义捐王出滇。一身转战千里路，只手曾擎半壁天”。但是呢，哪怕是治军严明的岳飞岳王爷，手下都还是有岳翻、韩顺夫“第五将韩顺夫解鞍脱甲，以所虏妇人佐酒。再兴率众直入其营，官军却，杀顺夫，又杀飞弟翻”这所谓的“所虏妇人”从何而来，一目了然。岳家军尚且都有军纪上的漏网之鱼，出身于张献忠部下的李定国，孙可望等人就更不用说了。

大西军在云南的统治最初并不和谐。

大西军占领昆明之后，孙可望见沙定洲远遁滇南，决定先派兵攻占临安这一“滇南大郡”，于是派遣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南下追讨。临安府，在今天的云南建水，沙定洲在江川到临安都安置了重兵，但很明显，沙定洲这仨瓜俩枣对上大西军实在是不够看，双方先后在江川、通海、曲江、麓家坡、南庄等地接战，五月下旬，叛军一路溃退回临安，沙定洲又给临安增兵200人。临安城头“枪子如雨”可见城内火器不少，大西军连攻十日而不克，损失惨重，于是耍起了花招。

沙定洲叛军完全不是大西军的对手。

刘文秀、李定国派人巡查城池四周，发现这个城墙的东北角墙根的土是比较软的，然后就派人扛着四处搜刮来的门板子以及厚棺材板子，顶在脑袋上防止城上的鸟铳枪击，然后冲到距离东北角的城墙根二箭之地（大约200步左右），在这些大木板子的掩护下，开始向着城墙的方向猛挖，然后大西军士卒开始不断从这里运土，然后堆土为城，这里实际上是障眼法，到第五天左右，大西军在隧道放置了一个陶瓮，可以听到地表的脚步声，由此便确定已经挖到了城墙底下，然后在隧道中放置了五六桶火药，然后又用筒瓦片垫着引线，因为隧道已经挖到地下去了，地表之下的泥土肯定是有湿气，筒瓦片是为了隔绝湿气的。

骑兵。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的第二天凌晨，大西军提前集结，随着号炮声响，隧道口的引线被点燃，点燃的引线喷射着火花，向着黑黢黢的隧道深处飞驰而去，只听得“轰”的一声，临安府城的城墙被轰塌了一个大口子“烟雾迷蔽，莫辨东西”，被炸飞的城砖石块先是被炸得飞上了天空，然后便如同下雨一般地落了下来，被击中的人，大多倒地而死，而停留在城墙旁边的人也无一幸免，大西军从豁口冲进城内，砍开城门，骑兵冲入，喊杀声震天，城内四处起火，男丁几乎被斩尽杀绝，只剩下老弱妇孺。

孙可望、李定国追剿沙定洲。

当然，这种恶行无论是巷战扩大导致还是刻意下令屠城震慑，都与咱们传统认知中的民族英雄的形象是不符的，所以只能说每个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实际上，不止李定国，刘文秀，整个大西军在云南地区最初的统治是相当的严苛的，孙可望刚刚进入昆明，下达命令，各处逃跑的人民限期三日之内回到省城内，否则，发兵剿灭，果不其然，三天之后大西军部队出动，捕捉了大量的男女，女子被送入大营，男子则被集中处决。在城内颁布各项禁令，将犬全部捉去，夜晚不许点火，违者立刻斩首。发兵屠灭敢于反抗的城镇，晋宁州聚集2000名土兵反抗大西军，顷刻之间就被摧毁，不仅满城生灵被屠杀殆尽，而且连城墙都被捣毁了一多半。

水军船只。

同时，大西军还不择手段的征粮追饷，大肆搜刮金银财物，当然了追饷的对象主要是富户。宰杀耕牛吃肉，挖掘人民窖藏的粮食充作军粮，满足军需之后，大西军的头头脑脑们，这才开始安抚人民，招人屯垦荒地。

大西军以及其残酷的手段对抗各势力。

上面如此之多的恶行，但很奇怪的是，在孙可望内犯败逃降清以及永历政权覆灭之后，这些人在云南的名声依旧是不错的“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占据昆明的大西军准备南下彻底消灭沙定洲时，曾经令民人作为夫役，每人要带二斗米，到临安留下一斗五升，剩下的五升自己吃，同时呢还给银子二三两作为报酬，然后老百姓居然非常乐意担任夫役“不知其苦”，按理说这大西军入云南之后又是屠城，又是抢粮，就算是有银子作为报酬，也不至于“乐于挽运，不知其苦”，毕竟给银子的可是“鲨人不眨眼的流寇”。而云南各地的人民“闻流寇倡议代沐氏复仇，具思故主，师至佴革竟成摧枯拉朽之势”，所以或许只能说，可能一些史籍的作者出于个人的感情，对大西军的一些政策以及暴行有过夸大的描述。

战争的残酷性也不可忽视。

“夸大”并不是“污蔑”这些暴行依旧是客观存在的，大西军在最初进入云南的过程中消灭镇压敌对势力以及打粮追饷给云南人民造成了不小的灾难。

沙定洲的覆灭已经是时间问题。

但无论如何，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最终还是在云南站稳了脚跟，准备将苟延残喘的沙定州一举拿下，而在彻底消灭沙定洲势力之前，他们还必须捉住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沐天波和杨畏知。